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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棘丛生 企业大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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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是坏事,大企业纷纷裁员不是噩梦,现在到了反思过去那种几乎上瘾的规模扩张模式的时候了。更严酷的市场寒潮已经拉响警报,如何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 

  麻烦总是不断,不是吗?仅仅在一年多前,大多数中国企业还乐观地认为,发生于地球另一边的欧债危机同自己毫无干系。这让很多人选择性地遗忘了一些如诺基亚西门子公司、英国汇丰控股等世界知名企业的裁员信息。但坏消息还是毫不客气地接踵而至。

  比亚迪(002594)、美的、恒大、三一重工(600031)……许多不同行业内的此前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领先企业纷纷曝出裁员传闻。最具代表性的是美的集团。2011年11月,美的集团被曝出大规模裁员消息,旗下的日用家电集团2011年大规模校园招聘的新员工几乎全部被裁。元宵节刚过,美的再次传出裁员消息。颇为反讽的是,2010年10月,这家中国家电巨头还提出要用5年时间,再造一个千亿美的(详情参见本期《美的:裁员讳疾》一文)。不仅如此,犹如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端倪重现,去年7月,东莞颇具规模的玩具企业“素艺”和纺织企业“定佳”突然倒闭,更为景况不佳的市场蒙上一层阴影。

  这些不太美妙的信号似乎预示着中国制造的寒冬真的来了。格力电器(000651)总裁董明珠告诉《环球企业家》,2011年下半年开始,行业确实不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而是迎来了平稳期。红灯已经亮起。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新兴经济体由于出口条件恶化、资本流动的冲击加大,并不能真正隔绝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出口增速放缓直接导致国内投资增速回落,预计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左右,比上年回落4个百分点。

  “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随着这一转型,中国有关‘世界工厂’的定位,以及巨大的不断上升的出口型经济已成为过去式。”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告诉《环球企业家》。

  这样的局面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春节后《环球企业家》记者在广东、湖南等多个省份走访时发现,绝大多数的企业还正在为招工难犯愁。甚至不少企业还乐观认为,政策性投资拉动依然是度过寒冬的不二法则。

  现实可能冷酷得多。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预计,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最大—即未来两年GDP年增长8%左右。中等力度着陆的概率为四分之一(GDP增长7%),出现硬着陆的概率为十分之一(GDP增长5%)。如上述情况发生,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面临最大的风险,银行、建筑原材料等相关行业亦遭波及。

  “末日博士”、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更是预言这种粗放式增长模式无法持久,终将崩塌:在一阵过热之后,这样的过剩只会导致通货紧缩—从建设和房地产行业开始的通缩。

  这有可能是危言耸听。但对中国企业来说,现实是,一个中国经济进入平滑增长曲线的怠速时期正在到来。放缓不是坏事,裁员不是噩梦,现在到了反思过去那种几乎上瘾的规模扩张模式的时候了。

  荆棘丛生

  过去30年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社会结构性转型,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30年前,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农业占GDP的比重在三分之一以上。而如今,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各占50%,农业占GDP的比重不到10%。

  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力成本占产品价值约90%)的农业转移到了更为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劳动力成本仅占产品价值50%)。过去10年中,尽管个人收入的绝对数量在以每年8%到9%的惊人速度增长,但家庭收入占GDP比重却在下滑,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家庭储蓄率的大幅上升。其备受诟病的原因包括社会保障计划不力、人口老龄化以及为地产泡沫埋单。尽管中国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60%至70%,但转型期间内的消费占GDP比重短期内不可能大幅上升。

  飞速增长并非毫无代价。其中之一即是规模空前的城市移民。咨询公司麦肯锡认为中国的城市人口到2025年会几乎翻一番,中国将有22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百万,而欧洲只有35个。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被视作国内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随着农民工继续涌入城市寻找机会,目前中国城镇人口数量已经超过50%。如果公司的领导者想要减轻这种结构性转型的影响,就应该关注城市化的细微差异。其商业决策应迎合城市化的大背景—一旦农民工在城市享有户口或居住权,便有意愿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水平。

  但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廉价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以及地价,已在持续攀升。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一些流弊积重难返,例如地方政府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出口企业于补贴政策等。

  要么转型,要么崩溃

  中国需警惕陷入滞胀与中等收入陷阱。诺贝尔奖得主、纽约大学商学院经济与商业教授迈克尔·斯宾塞称,只有5个经济体—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从中等收入国家晋升至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具有制造业附加值较低、服务业比重较低、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较高等征候,俨然已呈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以往中国依靠国外的技术、资本和市场来发展经济。如今,解决难题的不二法门在于自我技术革新及培育国内市场方能解决。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军认为,中国制造业未来五年内最重要的主题即产业升级。劳动力和其他成本的上升将迫使制造商将部分消费品产品转移至较低成本的地区,包括中国西部、越南、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以保持产品价格的低廉。迁移的压力亦显而易见。迫于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一些沿海制造企业不得不精简沿海工人,并将生产迁移到内地、东南亚与非洲等地。企业主将公司搬到异国他乡乃情非得已,原因之一即在于管理者无法管理不同文化背景的工人。

  对于多数代工厂商而言,挑战之一在于代工生产商难以转变其业务模式,其次是如何打造品牌。长久以来,走向海外的中国本土消费品牌寥寥无几,在高端市场上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在于代工者很难鱼和熊掌兼得—传统客户并不乐意看到代工者与己并驾齐驱的局面。另一方面,需警惕层出不穷的专利陷阱。另一大障碍在于“中国制造”标签的坏名声,后者时常与血汗工厂、质量不佳联系在一起。

  以电子产业为例,时至今日,中国公司依然对引进技术依赖度很高,多数企业仍局限于组装零部件,这一环节在成品价格中所占部分微乎其微。

  加强专业性和提高利润率尤为迫切。在2004年至2009年之间,单位劳动成本上涨了50%。大多奉行薄利多销的小型制造商被迫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或者向价值链高端转移,或者破产。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各大银行因此惜贷且倾向于向大型国资背景企业发放高额长期贷款,而非中小企业。后者被迫求助于地下钱庄—据称利息可能高达70%至80%,这更加剧了其死亡风险。

  路在何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在于经济再平衡,包括从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向研发设计、高端技术、精细制造等自主创新;从代工生产转向自有品牌;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投资、出口与国内消费并重;从粗放、高能耗、高排放转向绿色、低能耗、低排放等。

  这一转变的内在动因源于中国已耗尽了驱动旧经济模式的所有要素—能源、廉价劳动力、水资源及消费市场。自相矛盾的是中国一方面拥有世界老龄化程度最快的人口,另一方面亦直面临着缺乏竞争力工资而导致的劳动力紧缺;一方面为空气及水污染、不可逆转的土地贫瘠化等诸多环境问题支付惊天费用,一方面又因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商品而入不敷出。

  这包含如下悖论,中国作为最大的资源消耗和污染国亦可能成为最大的清洁能源制造国。如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组件制造等均位居世界前列。新能源及清洁技术发轫于传统污染行业,或可助其转型,或改善其作业流程。另外一条途径是新能源行业与传统行业联合,寻找新的增长点。

  谋求全球化的中国企业需将战略的重点放在如何构建品牌、扩大规模、营销网络及整合全球资源等。是兼并收购,还是自我优化运营环节及延伸价值链?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要成为全球巨头还面临其他多项挑战。其中一个有待改善的问题就是管理结构。中国企业倾向于进行集中式管理,主要决策都要由总部做出或批准。另外,中国公司还应在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中更好地理解客户需求。中国公司以前从不需要和零售客户打交道,而是把这个问题交给那些让它们进行贴牌生产的大品牌。但随着中国公司开始关注自己的品牌,它们也不得不建立有效机制,用多国语言处理客户的需求、投诉和反馈,这是一个要求很高且十分复杂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中国公司应该采用更好的公司治理流程,尤其是应增加透明度。没有一家企业能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运营,随着中国公司向海外市场进军,它们会和新市场中的新伙伴进行越来越多的合作,需要与之建立信任。

  正如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安东尼奥·法塔斯所说:“倘若今天的经济危机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有任何相似之处,切记‘我们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恐惧本身’这一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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