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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体系下的中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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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国改革开放时,全世界的制造业体系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世界上的任何一次产业转移都没有此次意义重大。

   美国人谢德华在《中国的逻辑》一书中透露了一个中国制造成功的秘诀:中国的成功是制度性外包的结果。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共同把中国作为外包基础,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人才队伍的培养,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制造业基地,降低了全世界的制造业成本。

   也就是说,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中心,除了中国的政策外和中国自身的条件外,竟然是跨国公司集体努力的结果。跨国公司集体转移制造基地,改变了中国。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不再是任何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优势,而是全世界企业的共同资产。

   由于跨国公司的制度性外包,使用价值的非设计部分不再由单个跨国公司决定,而是由世界制造基地——中国——决定的。

   在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之前,世界性的产业分工和转移虽然也发生数次,但没有任何一次像这样彻底。

   日本、亚洲四小龙曾经受益于世界产业转移,但因为其国土面积太小、人口太少,无法承载全世界的集体转移,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全世界制造业的成本结构。

   中国是一个人口的超级大国,是一个落后几十年的人口超级大国,是一个二元结构明显且因为户籍制度,因而能够在30多年内源原不断提供持续供应的廉价劳动力的大国,是一个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因而有战略空间的人口大国。

   上述特征,才使世界跨国公司做出“集体决策”——针对中国的制度性外包。中国企业,正是在跨国公司的制度性外包学习和成长起来的。

   上述特征,使得中国融入世界制造业体系时,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成本结构。使得全世界严重依赖中国制造业。

   世界制造企业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生产厂搬到中国,要么委托中国企业生产——外包。

   因为中国制造改变了全世界的成本结构,所以,中国制造使得全世界的跨国分工更加彻底。制造业从跨国公司的价值体系中独立出来。按照科斯和交易费用理论,这种现象得以成立,一定是内部交易费用大于外部交易费用的结果。像苹果这样的企业,已经彻底放弃制造业,完全外包给在中国的制造业高手——富士康。

   最初,制度性外包是源于中国的资源性优势,然而,长期制度性外包的结果,是中国企业衍生出一种新的竞争优势——制造业的技术创新。

   随着人民币升值,一些简单加工的产业转移出去了,但相当多的产业仍然留下来了——这不仅仅是廉价资源优势能够解释的。

   人力成本、装备产业、产业配套半径、制造业专用技术,这些共同构成中制造业的优势。

   由于中国制造对世界产业的成本结构的改变是革命性的,跨国公司就逐步放弃了它们不具优势的领域,在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中,使用价值这部分,中国具有重要的发言权。

   中国制造、中国价格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中国在此方面具有话语权。

   有些已经大众化的产业,消费者并不在乎附加值,这些领域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专属领地。

   因为“中国制造”,西方一些传统上充满附加值的产业因此而附加值贬值。格兰仕称这种做法是“打掉附加值”。具体做法是:通过优质低价的产品,使产品大众化。一旦产业大众化,附加值即刻贬值。

   中国制造的优势,使得跨国公司无法拿制造说事,只有从事价值创造一条路可走。部分跨国公司也曾经作出尝试,比如以“Made by”代替“Made in”,但并不成功。“Made by”彰显的设计者价值,“Made in”彰显的是产地价值。

   现在已经被全世界接受的“中国制造”来之不易,是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结果。

   当前,对中国制造的批评声音来自全世界,这样的声音很特别。

   来自中国的批评声音是贬低“中国制造”的价值,标志性问语是:为什么没有中国创造?

   来自世界的批评有两方面:一是对“中国制造”的恐惧,因为“中国制造”无处不在,让人害怕。这种恐惧被政客们利用,在美国大选年如此; 二是对“中国制造”的轻视,因为“中国制造”伴随着一些侵犯知识产权、人权(劳动环境)等问题。

   不论哪种声音,都显示一个结论:“中国制造”已经在世界立足。

   “中国制造”是中企业的集体品牌,产生的是基于对使用价值的认同。虽然没有定价权,但有了足够的销量——GDP世界第二,出口却是世界第一。

   下一步,我们利用“中国制造”这个平台能做些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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