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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园建设需要理性自觉

更新时间:2012-04-06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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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2010年《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的发布,特别是“十二五”规划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科学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便成为政府极为迫切的事。文化产业园作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和民间资本投资的亮点。

  一、文化产业园出场的语境

  所谓文化产业园是指从事演艺、动漫、文化娱乐、游戏、文化会展、文化旅游、艺术品和工艺美术、艺术创意和设计、网络文化、文化产品数字制作与相关配套服务等文化产业门类集聚和业态融合的场所。它作为文化企业及配套服务和相关机构的聚集,是公共服务平台和信息传播、发布、技术平台的搭建者,亦是落实政府扶持政策的有效载体。文化产业园通常是生活和工作地相结合,文化生产和消费地相结合,有着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本土文化风格与国际性表达形式,并与世界各地发生广泛联系。严格意义上说,文化产业园有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城市复兴背景,并受两种逻辑支配。一是文化逻辑:伴随西方普遍进入消费社会,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空间凸显,文化观念的变迁与文化新业态的生成,文化存在及其增长方式发生变化;二是经济逻辑:经济、文化相互交融,非物质的符号经济和心理体验消费凸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市场的拓展,使文化创意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和新引擎。这两种逻辑在不同的时空交错中,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早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国家的大城市相继出现一些由艺术家、文化工作者群集形成的特色区域,这些特色区域被称为文化艺术园,如伦敦南岸区、纽约苏荷区、巴黎左岸区、德国鲁尔区、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市等,这些文化艺术园作为城市复兴的发动机聚拢了人气、吸引了人流,以艺术特色被瞩目,城市政府为了活化因产业结构调整而衰败的城区、降低失业率、解决城市病,纷纷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城市振兴再生政策的着力点,由此催生了一批文化产业园。

  从国际背景看,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社会,曾经辉煌的工业中心经历转型期的低潮,一些工业区渐趋沉寂,一些支柱产业开始衰落,“城市病”开始蔓延。但人们发现,在工业遗迹的废弃厂房中自发出现了以绘画、表演、音乐、动漫制作为特色的艺术集聚区,它们不仅成为都市艺术名片和新的文化地标,还成了新兴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载体,在这里,文化资本通过“关注度”,被注意力经济兑换为经济资本。从文化生成性视角看,自由、开放、包容的国际都市氛围吸引了全世界艺术家的汇聚,同时,艺术家的汇聚进一步强化了惬意的文化环境以及浓郁的创意氛围。而艺术集聚所带来的创意能量,一方面可以内化为经济创新的引擎,同时也成为吸引资本流入的核心魅力。(魏鹏举:《艺术集聚区与中国当代文化生态》,《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这种前景给城市管理者思考如何走出城市困境带来启发和灵感。这与国内通过建立文化产业园发展文化产业的语境不同,虽然国内某些文化园也和旧城改造特别是闲置的旧厂房相关,同样有城市化背景和城市品位与活力的提升,其中政府的主导、规划和政策导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或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文化创意产业浪潮。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化产业园的兴起既是全球化的一个表征,是对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即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方式转变的应合;也体现了政府文化意志和文化体制的宽松,有着文化自觉意味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诉求。因此,在管理上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政府主导的文化园,都被各级政府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不同于国际知名的文化艺术区,国内大多数文化产业园主要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价值诉求,受到资本的追捧和政府的扶持。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文化市场的不断成熟,由企业组织、政府推动形成的文化产业园会大量涌现,这些园区多偏重经济功能遵循商业模式运营,为获得政府资金和财税的支持,正积极主动地纳入政府文化产业园的管理体制中。

  基于国情和文化传统,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主要处于外延数量扩张阶段,需要大量投入才能支撑其发展,但它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较强。就此有学者指出,广义文化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所受到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因此,中国广义文化业适合采取主动发展的模式,即通过主动发展广义文化业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而不是等国民经济发展后来拉动广义文化业发展。(杨玉英等:《文化业的产业关联程度与产业波及效果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这一结论大体上符合现阶段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就是说,当前文化产业处于价格驱动、政府引导、投资拉动状态,在发展形态上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质量效益驱动、市场引导和消费拉动。所以采取积极措施和途径加速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势所必然,在此阶段政府的扶持和政策导向很关键。历经大浪淘沙,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必然经历一个由外推型向内涵式跃升,由无序向有序化递进,由单一型向混合型、复杂型产业园的迈进。其中,政府能否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上进行持续创新,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政府的“作为”决定着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心和未来。应该说,政府是产业发展的指导者和宏观调控者,不是执行者,原则上不应该“赤膊上阵”。

  文化产业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资源消耗小、发展潜力大,符合当前国家调结构、扩内需、转方式的要求。但因各地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不同,水平不同,对文化产业的认知不同,导致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基础差,粗放型,规模小;同时,又出现虚热、过热现象。有人概括为:一是越往上越热、越往下越冷,政府热、媒体热而企业冷;一是宣传部门热、相关综合部门冷。总体上说,文化产业园虽数量众多,仅国家级就有数百个,但规模偏小,专业化、集约化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档次低,附加值不高,产业链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行为和政策导向存在误区,同质化竞争、过度竞争严重,区域发展不平衡。尽管文化产业园遍地开花,但缺乏知名文化品牌,原创产品中民族文化内涵匮乏,缺少核心竞争力。

  从文化产业园名称来说,有基地、园区、示范区、集聚区、实验区,可谓五花八门。从经济规律看,以园区形式在一定地理空间把科技、文化、人才、创意等各种要素有效集中,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协作成本,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提升产业的整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当下的园区发展模式主要有自发的文化资源集聚模式、政府引导的依托原有资源模式以及政府规划的全新建设模式,现阶段宜采取开放性宽泛的思路去定位文化产业园。出于功能和便利性考虑,文化产业园多选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区域,依托周边区域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为文化工作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工作环境,有文化消费者和策划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的机构和团体,体现了消费与生产的结合,产业园区与社区的融合,越来越成为综合性的区域概念,不断打破以艺术业为主的单一格局,突出文化与科技、旅游、会展、娱乐、休闲、特色餐饮等行业的融合,基本依据改建与新建并重、充分利用闲置存量资源的原则。

  二、深化对文化产业园的认知

  随着产业的下游化和人的需求的上游化,以及新的社会形态的来临,文化创意作为经济驱动要素的集聚,使内生性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凸显,文化产业园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理论探索中人们认识到:文化产业不是一般的经济门类,它以文化创意和版权为核心。因此,发展文化产业须具备一些基础条件,包括区域经济实力、文化市场规模、人才储备和产业发展的配套资源等。不是所有区域都适合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更不是随便划块地就能建文化产业园。当前,许多影视基地和影视拍摄基地、主题公园、实景演出等,因政府和企业盲目跟风,既没经济效益也没社会效益,导致有些文化产业园出现空壳化、候鸟化乱象。只有找准比较优势,在适合本区域、基础好、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领域率先突破,才能形成优势(特色)产业群。实践表明,自发型的市场集聚往往更有生命力。

  建文化产业园,对大多数地方政府来说可能是对高科技产业园或工业园的借鉴。中国经济崛起的经验表明,制造业在具有产业竞争力的地方,总是存在着一定形态的产业集群,如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形成了充满活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集群。在竞争优势中地点扮演重要角色,形成了始自地方又超越地方的品牌,即使全球化弱化了昔日产业集群形成的理由,在产业集群竞争日趋复杂化和动态化中,地方性也很重要。问题是不同产业集群各有其规律和作用机理,文化产业园建设如何借鉴工业园模式?工业园的招商引资和文化园的文化植入不可同日而语。文化园建设要着重考虑区域内文化资源禀赋与区域文化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区域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主导产业与区域文化资源和要素以及市场发育开发状况是否一致等问题。凡文化产业发展好的地区,必是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文化资源分布特点、产业发展现状、市场需求和辐射力、产业链的完善度,选择最佳的产业突破口和联结点,立足地方性培育优势文化产业。譬如,杭州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形势、文化资源特点和现实机遇,着力培育数字电视、动漫游戏、休闲旅游等优势产业,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把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成全市的支柱性产业。再如,广西桂林“印象·刘三姐”的产业联结点的科学选择。基于桂林阳朔的县域特点,不能搞投资大、科技含量高的研发业、传媒业、制造业、影视业等,而是发挥旅游优势,加大创新力度,使古老的景区获得不断更新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充分利用漓江山水打造全景剧场,以“印象·刘三姐”拉动周边旅游业,包括旅游、餐饮、宾馆、房地产和运输业等,旅游业反过来给“印象·刘三姐”带来滚滚客源,在相互拉动中实现双赢,使之成为全球第一个山水实景常年演出基地。可见,文化产业园是发展文化产业和增强区域竞争力的着力点,它有利于产业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并形成产业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力。

  文化是有个性的,成功的文化产业园是有特色的,一定意义上其管理和运营模式不可复制。就此而言,无论是北京的798、宋庄原创艺术区还是深圳大芬村以及西安的“曲江新区”、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都已成为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典范,正成为国内产业园发展的领跑者。其特点是立足本地文化资源,通过全民参与形成文化生产和消费高地,兼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不但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和“会客厅”,还使当地人经济上受益,并提升了文化素质和身份认同感。一定程度上,纠偏了文化产业发展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和追求GDP,很少关注文化产业对增强区域身份认同的价值。因此,必须把文化产业园纳入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体化格局中去定位,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园对当地的多重效应。设立文化产业园,不仅有区域文化经济整合的意味,还契合了文化经济内在的地理维度,成为提升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有效路径。一些知名的文化产业园越来越有专业化的地理识别度,这种文化艺术的地方性集聚不仅有利于形成本土化风格和区域文化中心,还因全球化在国际市场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从而使文化艺术的本土化越来越有国际色彩。这种新的文化艺术生成方式不仅改写了国内文化发展格局,还有力地影响了国际文化秩序,更以文化力、经济力参与全球文化贸易体系的建构,而成为全球文化“软实力”博弈的一个支撑点。

  当前,在地方政府文化产业业绩冲动和一些学者对园区的片面鼓吹作用下,很多地方以所谓“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发展”模式强力推进文化产业园建设,通过政策和财政扶持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源、市场、配套设施等要素在园区集聚,凭着优惠政策招商建园,而不是市场力量自发驱动,也不是依靠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自发形成,之所以还能运转,是因政府力量支撑着,否则有的园区早已“空壳化”。如同很多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不是在市场中“做强”,而是依靠行政力量“做大”一样,其实不少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外强中干,难以经受住市场的风浪。文化企业大多是中小微企业,因市场上缺乏成熟的文化企业,一些政府竞相开出优惠条件吸引外来企业,效果并不好,发展文化产业必须遵循其规律,通过环境改造和体制建设来扶持和培育市场主体。这需要持续积累、孵化、培育,需要人才培养和创意经验的积淀。因此,要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发挥产业园的孵化功能,切忌功利化的短期做法;同时,要对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考核、监督,使投资真正通过文化增值获得收益。当下政府主导型园区靠权力推手推出了一些虚假的泡沫,政府的先入为主和强势介入,往往与实际运行在着力点和发展方向上有偏差,说到底,政府应该做环境和政策,产业园的运行和发展应交由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灵验的功能。

  三、文化产业园发展要步入正轨

  文化产业园建设应事先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从文化发展和资源利用上,当前的很多文化产业园的规划和设计未能妥善处理文化资源的空间特点及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交融,并配合相关政策使园区实现文化资源保护、活化和城市复兴的目标,多数显示出“就园区而园区”的特点,错失了保护、盘活和转化文化资源优势的机遇。文化产业园关涉城市发展和旧城改造,必须要对城市进行历史文化定位,做到建园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相统一,使其传承和延续历史文脉。既尊重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也要尊重现代已形成的产业格局,并对土地级差状态作评估,对居民生活现状有所考量。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会避免拆掉有价值的历史街区的极端失误,也避免只讲保护而漠视当地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呼声。

  文化产业园建设一定要落实管理和运营主体。文化产业作为新兴战略产业,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市场需求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制约因素,有些跨媒体、跨部门的项目因没有主体来负责和统筹而陷入困境。有些交叉园区或重点项目,应由政府派出的专门管理机构还是由开发区管委会管理,或者具体企业负责,存在着实践主体模糊的现象。作为各种机缘和合力推动的文化产业虽成为社会关注点,但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积累和生产要素的积聚能力有较大差异,如何有针对性地展开错位竞争和差异化发展取决于实践主体。从各地实际看,主导产业选择同构、内容雷同、候鸟现象、空壳化现象、运动式发展等乱象,皆因未能明确企业是文化产业的真正市场主体所致。

  文化产业园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飞地”要担负政策创新的功能。文化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自身的资金相对有限,而创意产品风险高,银行很难评估其价值,以版权等无形资产作抵押难以申请银行贷款。虽然文化企业在创意方面有能力和经验,但大多缺乏为创意生产融资和进行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文化产业的风险和收益评估缺乏深刻认知,直接制约了金融业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因此政府的扶持政策,如在财政、税收等方面要有所创新,培育文化产业保险市场,营造包括贷款贴息、保费补贴、投资基金、风险投资等配套机制,把政策之“大”与企业之“小”无缝对接,政策扶持要落地。在市场灵验之外,为弥补市场失灵而设立文化艺术保护基金,对民族文化内容的传承、保护和内容创新要给予扶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文化发展基金的方式扶持民族文化内容创新,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国际化的通行方式,旨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文化产业园可在此方面结合国情和区域发展特点进行探索,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通过国家意志的引导和间接资助与管理机制的引入,来遏制文化发展的无序现象和“三俗”文化的蔓延,部分地解决当前国家对民间和社会艺术人才管理和资助的“缺位”问题,引导体制内外文化资源和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

  政策创新需要深化对市场的理解。其实,我们对“市场”的理解一直有偏颇,不全面、不完善,这与中国文化缺乏市场经济的传统有关,也与当下现实中的公权滥用,各种伪市场化滋生有关。当前文化产业中的诸多乱象并非市场自身所为,多是一些认知偏颇和扭曲市场所致。种种市场失灵的乱象恰恰表明市场化不充分,凡在政府不开放或开放不足的行业,那些受政府保护的企业才造成真正的垄断及其弊端,诸如产量低、价格高、缺乏创新、“霸王条款”、放胆谋取高额利润以自肥等不一而足。当下,文化体制改革虽不断健全、完善、规范、统一文化市场,培育市场竞争主体,但真正“市场灵验”功能的发挥,还有很大差距,尤其在存量领域。因对市场的扭曲及其传统和惯性思维方式作祟,对市场“看不见的手”缺乏深刻认知,加之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导致现实中文化领域的各种无序乱象、怪相丛生,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发展越发艰难。因为不懂市场,不尊重文化发展规律,不遵循文化产业发展规律,文化产业发展难以步入正轨。如前期投资1.8亿、一年半光景沦落到以2750万元贱卖55%股权的“印象·海南岛”,其变故成为实景演出行业的事件。在“印象·刘三姐”大获成功后,短短几年间,各式实景演出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它们大多由地方政府主导策划,甚至打着城市营销、推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之名直接投资。空洞化、同质化,甚至低俗化,使实景演出越来越受人诟病。这种运动式发展文化产业既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也未遵循市场规律,甚至缺乏文化思维和创意,更谈不上文化创新。究其根本,项目化思维适合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未必灵验。发展文化产业仅靠热情和激情不够,更不能靠“拍脑门”,需要理性和冷静。在表面积极和数量上升的繁荣下,各地政府和企业产生盲目冲动,出现许多脱离实际或者违背产业发展规律的观念和做法。文化产业园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一种方式,未必适合所有城市和区域,要使文化产业发展有可持续性,就必须使文化产业园建设步入正轨。

  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文化产业园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一定要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深化对它的认知。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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