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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转型促进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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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经济本身的角度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因,而经济发展受到所处社会整个文化环境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的制度和精神层面。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调结构”、“经济转型”的实质性问题是经济增长为了什么、如何增长的问题,这背后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发展主体—政府和企业(在目前的中国,主要推动主体是各级政府)的价值观,它是一切主体行为的终极源头。

  市场经济在作为一种经济形式的同时,本身又是一种文化表现。文化作为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对人包括人的价值观、社会方式、行为方式的设计,于光远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认为,市场经济是更高层次上的文化。为此,经济转型与文化转型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现实。

  中国的改革从“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都是从文化的中间层次制度文化的改革入手,这样一些制度的改革极大地释放和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我们没有能够深入地触及文化的最深层面精神文化,导致原有的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力的下降,呈现出一些制度已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质量。为此,我们必须回到精神文化的层面来反思,推动这一层面的变革,以期推动制度文化的改进并在此基础上改变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价值观、道德观和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是文化的精髓,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其中价值观是决定社会经济发展及其模式的根本动因,它决定并影响着一个特定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进程。

  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当前经济转型,急需明确几个涉及价值观判断和选择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

  GDP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而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成就要靠民众生活的幸福来验证。

  从2009年开始,幸福指数开始出现在中国各类媒体和民众的日常用语中,它也将是“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个新视角。面对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基尼系数提高、人的压力加大、焦虑等现状,各类群体深刻地感到和认识到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升本身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比如,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在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是59%,也没有上升趋势。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

  从文化的最深层次入手,努力促使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现代化

  任何民族或国家在实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首先使文化现代化,其中人的现代化是最根本的,因为再先进的技术、再完美的制度若没有合适的人的利用和推行都是毫无意义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严重缺乏熟悉市场经济规则、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人,缺乏受过严格市场经济文化教育的人。我们长期习惯于小农经济和产品经济,若不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只能是一句口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冲破封闭保守、等级特权等落后的思想道德观念,形成自强不息、自由民主、平等竞争、时间效率等新的观念。这需要对教育持续地增加投入,更需要我们的教育革新,不再培养应试教育的人,而是合格的公民、专业和敬业的职业化的组织人。

  道德的力量:市场经济是果,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是因

  英国的简简科利尔(JaneCollier)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不仅是机构和市场的效率。社会的道德特点形成了市场资本主义活动的方式并且产生机构和个人提升其功能的承诺,如果个人道德退步,社会责任心下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失败。中国经济繁荣的前途取决于一套能够支持市场有效运作的条理清楚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这反过来又要求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或机构发展新型的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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