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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再砸四万亿现在不行 政府要耐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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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财经讯今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在深圳君悦酒店举办。吴敬琏在论坛中作了主题演讲。

  在演讲中,吴敬琏认为,目前出口导向政策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持续6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他表示,最近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要耐得住寂寞。

  以下为吴敬琏发言实录:

  吴敬琏:谢谢雪林。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定位创新,如何才能实现创新,没有什么尖端的,讲点ABC。

  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位创新,我们企业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的创新,它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持续连续60年,原来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它的症结、它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它带给我们一大堆的问题已经积累起来,使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经济增长模式,最早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那时候叫“增长方式”,后来又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在学术上把它叫做“增长模式”。这个增长方式也好,增长模式也好,经济发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依靠投资来驱动增长,来支持增长。我们在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了这么一种增长模式,它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可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大致上在60年代开始就想实现这种模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能成功。改革开放以后,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方针,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依靠投资来实现的增长,要转到一个依靠效率提高的轨道上去。但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这个转变非常的缓慢。

  那么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办法来弥补它的缺陷,这个办法就是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由于这种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这样一种办法在一段时间里面取得了效果,特别是在1994年的外汇改革以后,用出口导向政策弥补由投资来拉动增长和造成的需求不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本世纪的初期,这个起弥补作用的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实它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于是在近年来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不管从微观经济方面,还是在宏观经济方面,所积累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强大的阻力,比如资源的耗尽,生态环境的破坏,一直到投资率不断的上升,不仅是我们国家空前,而且世界上没有这么高投资率的,反过来说是投资率不断下降,内需不足。

  而我们用来矫正这种问题或者弥补这种缺陷的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它的效益在衰退,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它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我们出口导向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外汇存底就越来越多。外汇存底越来越多了,它在宏观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超发。现在我们有3.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这是用了25万亿的中央银行货币买来的。而中央银行货币是一种高能货币,在中国中央银行货币的货币乘数大概是4左右,这就意味着为了3.5万亿的外汇储备创造的货币购买力大概是100万亿左右。这个100万亿开始的时期表现在我们资金充裕,可是它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期以后,它就表现为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飞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所以所有这些问题都使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增长模式的转变是我们在“六五”提出来的,以后不断的重复,到“九五”计划就正式提出两个根本转变,其中一个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现在是“十二五”计划,“十二五”计划仍然是我们的一个主线。看起来它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对它的解释越来越复杂了,可是它到底从哪里变到哪里,往往变得模糊起来。现在从报刊来说,从课堂上,在我们的干部会议上,大家都在说转变,那么转变到底是从哪里转到哪里呢?要转什么呢?现在说法太五花八门了。

  我想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用一个生产函数,特别是索洛改写过的一个生产函数,很容易解释清楚。这是一个生产函数总产出,实现比较明显的是劳动、资本。在过去的解释,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解释是产出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但是在我们现代经济学来看是索洛改写过的生产函数,索洛研究发现,在美国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中有一个因素是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这个因素就叫做“索洛余量A”,Solow Residual。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而我们在实际的经济计算工作中,这个“索洛余量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指TFB。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

  所以我们要转变,从旧的增长模式,这个旧的增长模式是依靠投资,要转到什么地方呢?转到依靠效率提高。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在改革以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所以就会出现大跃进以后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了新的变化,一个新的变化是还靠投资,靠劳动力,它是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资源投入,我们有一个增长因素是原来的城乡隔绝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所以大量的土地资源、大量的劳动资源是闲置的或者是低效率利用的。政府手中这些年有大量的资源可以投入,比如土地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可以投入。

  另外,因为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货币的需求量就会大量的增加,发行大量的货币不会引起通胀。政府就可以发行大量的货币,过去30年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政府手里拥有的资源是大大的增加了。政府手里有大量的钱,大量的土地,就像我们这样的建筑,应该说我们是中等收入国家,怎么到处都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像这样的概念,这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资源可以用。但是现在几乎是到了尽头,像我们这个地方土地就紧张得不得了,去年国际创新特等奖的获得者师昌绪院士说在深圳有一个很好的企业,需要20几亩地都拿不出来,可见这个浮财已经挖尽了。

  钱、资金也是这样,2009年政府手里的钱好像是无限的,4万亿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个高铁建设就砸进去了3万多亿,现在行不行呢?不行了,不能再“浮财”了。所以必须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不能靠浮财了,到政府去拿一块地,到政府去拿几千万、上亿的补贴。不是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完全是靠资源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跟改革开放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增长里效率提高的贡献有了很大的增长。

  但是我们去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效率提高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靠原创性的创新,是靠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对于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还有从我们开放中间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迅速靠引进设备、引进别人现成的技术,很快的把我们很落后的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平均或基本的水平上,这个技术水平差距是几百年积累起来的,但是我们在30年的改革里面的靠开放政策很快就接近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刚才说效率的提高一个是因为结构,一个是因为引进,结构的提高一个是农村低效的劳动力变成了城市工商业、非农产业效率比较高的劳动,另外是土地,土地由原来的闲置的或者低效利用的变成了城市的土地利用。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因为资源利用的结构性的变化,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引进。这种因素造成的效率提高也走到了尽头。比如技术引进,当我们的技术水平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普通的技术水平的时候,这时候靠引进就不太行了,要靠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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