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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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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珍卓玛在香格里拉摘松茸、老黄打凌晨3点便起床蒸黄馍馍、圣武和茂荣伏在淤泥里挖藕、张贵春爬上自家屋顶种菜……今夏,一部纪录片把这些不同地域的普通中国人抑或他们的家庭,和食品相关的故事黏在一起,让观众们回到客厅、打开电视,品味久已在餐桌上寻觅不见的味道——这是《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的故事,也是执行总导演任长箴和其同事们的“五味”之旅。
  任长箴亦在自家种植,不过目的并非收获食材,她爱使屋内线条变得柔和的绿色植物。在她的工作室——一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一座居民楼内,极富生活气息的小房屋,10余平米的外间里,原木大桌上有5台大小不一的显示器,一个明显与房间大小不搭的四人座沙发立在墙边,前面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小型木质茶几,有几盆植物还放在小板凳上。在过去的13个月中,这里是《舌尖》分集导演的“策划部”,必要时置放小植物的板凳,也曾经坐着某位分集导演。
  主人任长箴穿着棉麻材质的上衣、长裙,脚上随意套了一双塑料拖鞋,时不时站起来,打着赤脚取些东西,或者给记者递根黄瓜。她说:“我这里比较回归自然,《舌尖》也是想激发出每个人生活在自然里的愿望。”
  舌尖内含光
  《舌尖》为观众呈现了一幅幅关于美食的美轮美奂的画卷。但不是所有的观众都为之倾倒,有些人觉得这是一种对国内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粉饰、有些人自己列出了《舌尖上的另一个中国》清单、还有些人觉得应该拍一个《舌尖上的元素周期表》。
  任长箴不否认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但她一连提出了几个问题:有这么多的美好为什么不去记录和分享?为什么不用正向的能力去感染和激励观众?
  2009年,任长箴采访了一位80岁的老人,老人表示要在90岁前学会古琴和国画,在他60岁退休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可以一直闲适着结束一生。而如今老人认为自己浪费了20年,如果退回去20年,知道自己能活到80岁还这么健康,他会用人生剩下的几十年读一个研究生。
  任长箴非常感慨,这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而她需要传递的,也正是这种“正能量”。
  至于《舌尖》本身,制作团队还有更大的野心,他们不止希望人们通过部纪录片唤醒自己对于美食的记忆或热爱,还期待影响他们,放慢穿行在都市中的脚步,对人生开启一场寻根之旅,去回味作为自然人应该享受的美好。
  包括任长箴在内的《舌尖》的几位导演,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几乎都是70后。在任长箴看来,《舌尖》正是70后情怀的集中体现。70后一代人,缺少50、60后那样的革命气质,他们很文艺。但与80、90后相比,他们又不够小资,不够时尚,他们有太多的家国情怀,农耕文明的泥土气息在他们身上还很浓烈。
  “用手的温度,呵护传统食物的生命。”这是《舌尖》第二集《主食的故事》里的一句解说词,也是《舌尖》的核心思想之一。在任长箴看来,手温是自然人的延伸,自然人才是呵护传统食物生命的主角,而非任何其他现代文明。人们的寻根之旅其实很简单,比如试着找回一个做家常菜的心态。
  当人们找回对“美食”的耐心和热爱时,内心也许会唤起深藏已久的骄傲。《舌尖》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北京人张贵春在自家屋顶种植蔬菜,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创造了一个梦幻花园。《舌尖》选择张贵春作为整个七集纪录片的收官故事,是因为任长箴认为张贵春不仅是一个天台种植达人,同时也是一个心中有骄傲、有梦想的北京人。
  近年来,中国的纪录片越来越沦为小众消费品,而现在《舌尖》却重新赢得了大众的喜欢。任长箴认为,除了记录劳动者的智慧、勤劳、坚持以外,秘密还在于记录了普通人内心的骄傲。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骄傲,即使有些人内心骄傲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但却一直存在。“我们需要用一种东西,把这个骄傲呼唤出来,输出一个正能量。”
  《舌尖》第八集花絮导演顾洁(该集暂时未播出)在她的个人博客《播出前的日子》中这样向观众表达了谢意:“对我们这些行业里的小人物来说,你们的存在简直就像是一个奇迹。你们完全读懂了我们的价值观和想要一吐为快的那句话,你们毫不吝惜地肯定和鼓励,让我们看到信仰和情感的力量。”
  任长箴坚持一年只做一件事,2011年的“一件事”是《舌尖》。即使《舌尖》取得了观众热烈的认可,但任长箴果断地说,这离她的理想状态还差得很远。
  即便“理想”成了奢望
  《舌尖》的每一位分集导演,都是每一集片子绝对的主创,他们身兼数职。既是导演又是制片,是自己这一集的统筹,有时候还是自己这一集的司机。
  在一年多的摄制时间里,《舌尖》导演们的收入并不高,他们对中国纪录片的艰难处境深有体会。
  制作团队几乎要把一半以上的精力放在这些琐事上面。外出拍摄之前打报告申请经费,拍摄完成之后,乘飞机回北京前一天,要再打报告申请机票的经费。回到北京后,还需要拿着各种票据报销。
  任长箴的理想状态很简单:在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过程中,不受这些琐事干扰,导演们只需专心创作,并得到尊重。“我喜欢这个过程,也更享受这个过程。”然而,何种制作模式能在何时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她也不知道。
  任长箴没有意愿自己成立个公司,因为那样她必须得放弃“自由职业者”这个身份。而“自由职业者”意味着她只对自己负责任,而无需为机构和员工劳碌。如果个人成立公司,也许任长箴就必须被迫接受一些不愿做的工作,以维持公司运营。她曾经有过不堪的经验,一次在为甲方修改解说词的时候,任长箴和投资方产生了争执,对方执意要加入一个自创词语“璀丽至臻”,任长箴认为这简直难以忍受。
  朋友曾经劝解过她,做片子不要太奢侈,无需总拿着芭蕾舞的身段跟自己较劲。而在她看来,这么坚持只是为了自己过得坦荡。
  最近十年,是世界纪录片发展的黄金十年。《帝企鹅日记》、《海洋》等纪录大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在收获高票房的同时以瑰丽的自然风光与深刻的人文关怀震撼着观众的心灵。而对中国国产纪录片来说,这十年几乎是“失去的十年”,失去市场,萎缩,甚至走到地下。
  然而,她也看到一些变化,回忆起接受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的邀请,她说:“我当时看重的是投资这么大,我们原来有很多没有实现的理想,可以在这儿实现了。”
  任长箴认为《舌尖》的走红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影响还不可预料,虽然已有纪录片制作公司、地方媒体邀请她去制作纪录片。她“只是一个拍纪录片的”,还是会坚持每年只做一件事。
  这位《舌尖》的执行总导演说她还并没有接到《舌尖二》的制作邀请。和那些巨头们相比,她仍然是这个行业的小人物。
  《舌尖》播出之后,总导演陈晓卿的微博粉丝达到18万5千人,而曾经微博粉丝只有17个的任长箴,现在也拥有了3500个微博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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