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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班"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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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班、合作班、贵族班、放羊班……各种“出国班”名目繁多,在低龄留学热潮里像一片繁茂的雨林,充满了生机和商机,站在9年制义务教育的另一边大放异彩,有时也让人眼花缭乱
  这个夏季,卿光亚忙着参加光亚学校的各种结业典礼。这位自称是1949年后第一位以公民个人创办全日制寄宿学校的校长,每到此时就像播种了一年的老农迎来喜庆的收获。
  今年光亚学校国际班的51名学生再一次悉数被国外大学录取。
  20年前,身份还是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和职业导演,卿光亚要为6岁的小明星儿子卿恩亚在众多投来橄榄枝的国内学校中选择一所合适的学校入读。
  大概是儿子太优秀了,卿光亚陷入了选择困境。他去一所所学校考察,都觉得不满意:“都是为了高考的单一教学方式。”
  那时候的卿光亚在几次国际交流中已经深受震撼,“大人们在迪斯尼像小孩一样开心,可以这么平和、快乐地生活,这种文化上的冲击对我实在太大了。”他决定为儿子办一所理想中的学校,可以和国外的孩子一样快乐学习,能力卓著。
  20年后,26岁的卿恩亚在出国深造后回到父亲的学校,当起了光亚学校高中部的校长,和他父亲送他出国留学一样,他要把一批批招过来的学生送出国。
  起初,光亚学校的孩子连续3年集体被国外大学录取时,学校屡屡被冠以“最牛出国班”的名头见诸报端;后来屡见不鲜了,若有人再提及“3年”,卿光亚就会纠正:“我们每年都是全部送出去。”
  “优质教育”和“出国教育”
  1992年光亚学校开始招生,当年卿光亚初定的招生名额是100人,结果来了两千多人报名。这样的热衷,倒不是为了出国。“那时候的家长都懵懵懂懂的,我办学也糊里糊涂,他们对国际课程的选择很少是因为要出国留学,而只是对优质教育的选择。”
  “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但是这几个面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进入法规,只在中国共产党的纲要里面有,《教育法》上并没有。《教育法》没有说面向哪里,甚至也没有说面向高考,但是现实让人们不自觉地都面向了高考。”
  卿光亚的办学并非如“暴发户”般水涨船高。教育体制和文化氛围的落差,让光亚学校在1992年12月经历了一次家长和学校的严重对立。近百位家长相约来到学校,他们的目的是:要求学校必须改变课程设置,回到公立学校的轨道上来,按照国家教学大纲来教学。
  但是卿光亚坚持最原汁原味的西式教育。他向家长讲述了在美国一所小学考察时的见闻:
  第一个月,老师拿一对老鼠进教室,他要给孩子讲的是“我们是怎么生下来的”。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懂得了生命的产生,而且一下就学了一千多个单词。
  第二个月,老师讲“鱼是怎么生出来的”。老师把教室布置成一片海洋,在这里观察卵生动物的繁殖。
  第三个月,老师讲课的内容是“树是怎么生出来的”,这又是植物的生命延续。
  最后一课讲“石头是怎么生出来的”,涉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美国的孩子在花园里埋鸡骨头,然后在上面立个牌子,写上自己的名字,老师告诉他们:“这些骨头几万年后就可能变成石头。”
  每一次学生都在好奇、快乐的玩耍中习得知识,同时掌握语言。“这样的教育,你在中国的学校里找得出来吗?”卿光亚反问。
  在光亚学校成立之后,上海中学等一批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学校,先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引进国际课程。这批学校走完了上世纪90年代的“出国班”历程。
  2000年以后,国门的进一步开放,让私立学校和中外合资学校率先引进大量的国际课程,“这一阶段,数以千计的国际部应运而生。”
  2011年,中国教育人才中长期发展纲要出台,具体地提出了教育国际化,“第十六条专门提到,要引进国际课程、国际教材、国际老师、国际考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公民。”此后,几乎所有的重点中学,开始在这一年设立国际部并开始招生。
  目前的状态,卿光亚形容是“如火如荼,遍地燃烧”:“我所在的地方,每所好一点的高中一定会有一个国际部,一定会有二三十个人或者百来个人在学国际课程, ALevel、AP之类的课程。我个人认为都不会差,而且不是唯一选择。他选择国际部就一定不能参加高考了,一定要出国了?不见得。只是大部分出国。他们出国是因为考国外大学好考,国内大学考起来就有点难。因为国内大学是选拔制考试,国外大学从总量上来说是欢迎制考试,一般都招不满。”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出国留学也越来越呈现低龄化。20年里,光亚中学为了适应这个趋势,也建立起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一整套出国教育系统。
  “低龄化就是中国人有钱闹的。”国外的中学教育比大学贵,“这跟中国的GDP有关。”而在此时,中国的教育走进了死胡同,仅剩高考一条路。“只针对高考设置课程,有点想法、有点余力的中国孩子,想学点别的东西,但是中国教育却不提供,只提供应试教育。”
  基于此,卿光亚认为:“有钱的人们就会面向发达国家的发达教育。低龄化就是年轻家长有钱化,以前家长要到50岁才有钱,所以他们的孩子只能送出去读大学,现在40岁的家长也有钱了,那就送孩子出去读高中,渐渐地30岁的家长也有钱了,那就送小孩去读国外的小学。”
  “欢迎制”和“配额制”
  今年光亚学校的录取结果其实并没有往年好。尽管51名学生照例都圆了留学梦,却没有一个进入常青藤名校。“以前哥伦比亚、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都有。我们也就不去统计了,但是一个学生往往都有4所大学录取。”
  在卿光亚的话语中,近年来常青藤学校在中国实行配额制。“这是为了扶持其他种族,比如华人多少,黑人多少,实现均衡。但是到了现在当年的配额却成了另一种限制:假设哈佛定的是华人50个,这50个名额在前些年算是多的,但是现在每个年级要招2000-5000人,那50个就是1%了。而这50个当中还有45个规定是台湾地区的,那大陆就剩下5个。”
  8所常青藤名校的配额显然难以满足国内“出国班”的蔚然成风。事实上,截至2011年,我国每年约有超过6万名高中生进入各地不同类型的高中“出国班”就读。
  目前国内“出国班”的主要形式有3种:贵族班,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开设的出国班;国际班,公立学校开设的出国班;放羊班,高三才分化出来的出国班。国家发改委培训中心特聘留学顾问,金东方美国部技术总监张伟用的观点是:“贵族班”的运作相对比较成熟,“放羊班”的运作也很简单,而“国际班”因为是这两年才开始流行的,很多学校明显并没有准备好,其运作方式也值得推敲。
  留学高潮的到来,让入读常青藤名校的竞争变得空前激烈。但是这样的竞争比起高考,仍然有些小巫见大巫。如同卿光亚所宣扬的:“高考是残酷的,出国班怎么会有压力呢,那是学有用的东西,是科学的教育,是快乐的教育,高考的教育是不科学的。”
  即便是1%的录取率,对于国内高校录取率来说,仍然是相对宽松的。“那是因为国外的大学是欢迎制的录取方式。假设他们有600个就读名额,报名的都不到一半,那学校当然表示欢迎:如果你退休了,行,来读大学;如果你结婚了,行,来读大学;如果你下岗了,行,来读大学……同样是一个60%的数据,国外大学可能是入学率,在中国就成了录取率。”这都是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选拔制”,而国外大学是“欢迎制”。
  成绩隐私,应试困难
  打着“贵族、国际”名头的学校,让家长望而却步的通常是高昂的学费。
  虽然都是“按照成本收费”,但是授课模式决定了成本高,收费必然也高。“北京和上海的出国班,现在的均价要达到每年20万元。”目前有明确限价的是江苏省,每年收费规定在两万,“其余就是自由经济了,你觉得该收多少就收多少,你觉得收得了多少就收多少。”
  这种差别取决于每个学校的授课成本不同:“如果只是读书的话,一万块都可以。但是要做很多活动和实验,那是很花钱的。不仅是设备,还有时间。比如要带学生去看博物馆,那就要有车、有时间。我们学校有个生物老师就很头疼,他每周都要带着学生出去,要么监测水,要么看工厂,一个月5节课都要出去,那成本就大了。”
  在这些学校里,一种课程通常开设多门,由学生根据兴趣选择其中一门。比如数学课,设有统计学、微积分和几何,学生只需选择其中一门就算是学过了数学;科学课,下设物理、化学、生物、电脑和环境科学,选择一门即可……
  所有课程的教学模式分4个步骤:教师阐述、学生讨论、归纳,然后付诸实践,或者做论文、统计,如果是实验的话就是写实验报告。
  在光亚学校,考试也如普通中学一样多如牛毛。“有月考、周考和日考,还有老师的随堂考。”这被称为“以考代练、以考代教、以考代实践”,每次考完,老师讲解,然后继续考。所不同的是,每次考试都没有排名,考试成绩是学生的个人隐私,不对任何人公布。
  卿光亚也承认,目前90%的“出国班”进行的是另一种应试教育,即面向出国考试的应试教育。“但是即便如此,也不是简单的高考式应试教育。”
  国外学校的入学,有诸如每年150个学时的义务劳动要求,学生每一次义务劳动都要写劳动总结,这没法应试教育;比如哲学课的考试,并非像高考一般出个句子,让学生写出这句话出自哪里,而是给出一段文字,让你写下自己读完的感想,这也无法应试教育。
  尽管此类出国班的入学要求都有一条达到“重点中学分数线”,依然难免有学生入学后无法适应而离开。
  如同哈佛大学每年的淘汰率是20%,西点军校的淘汰率是30%,光亚学校的淘汰率也达20%之多,“即便是普通高中的应试教育,每年也会有一定的淘汰率。有些孩子是不适合课堂学习的,他们应该去读职高。在发达国家,读职业高中的占50%以上,美国的通识教育,考大学的时候会有50%的人不去考。这些人在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就业、结婚、生子,他们觉得大学太无聊了,社会生活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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